提起河南安阳市小屯村，对历史熟悉的人马上就能把它和“甲骨文”、“殷墟”这类字眼联系起来，小屯村作为3000多年前商朝盘庚时期的都城遗址，首次科学的挖掘始于1928年，整项工作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直接领导。随后在小屯村及其附近地区又陆续进行了十余次挖掘，直到日军发动侵华战争，侵占了华北地区后，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才被迫停止，但民间的挖宝活动却因时代动乱无人管治而愈演愈烈。与小屯村仅一河之隔的武官村曾为殷商时代的王室墓地，1939年当地农民在此挖掘到了一尊旷世宝物——司母戊大方鼎。

这年3月的一天，村民吴希增在一块田地上，用其特制的探竿开始了一天的“探宝”工作。突然，探竿触到了一个硬物，坚硬的探头竟因此而卷了刃，上面还留下绿色的铜锈。老到的吴希增马上意识到有宝物。按当时武官村不成文的规定，探宝不分地界，但凡探出宝来，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所售价款的一半。于是，吴希增匆忙收拾好工具，悄悄回村找到田地主人吴培文商量挖宝事宜。两人不约而同地决定当晚就破土挖宝，并雇用十多个小伙子帮忙。

午夜时分，当挖到地下约10米深处时，宝物露出了一条柱形腿。众人大喜，连忙向四周破土，尽量挖大土坑。过了好一阵子，这个宝物才完全显露出来，只见它横斜在泥土里，像一个巨型青铜炉，十几个人共同努力也无法将其搬动。由于天将放亮，为防别人发现，他们只好暂时停工。

第二天晚上，吴希增又组织了四十多人前去搬宝。但这个庞然大物实在太重，大家仍然无法将它弄出地面。这时，有人提议采用回填土的办法，即先抬起鼎的一条腿，然后往下面填土；等把土填满，再抬起另一条腿，再填土，这样循环往复，必然能把它抬出深坑。但是，如此粗壮的柱形腿怎样才能被抬起来呢？聪明的村民在洞口上方搭了一个架子，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，一条拴住鼎耳，一条拴住柱形腿，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，一部分人在下面使用回填土的方法抬升大鼎。如此再三，直到第三天夜间，他们才把这个“大家伙”弄出地面。

1939年，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安阳当时已在日军的铁蹄之下。为防不测，挖宝始终是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走漏了消息。很快，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队长黑天荣次便前来“参观”，之后，日本宪兵队又多次冲进武官村搜寻宝物。村民们为了防止大鼎被日本人抢去，便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，将大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，而在原来的埋藏地埋入其他文物，从而使大鼎躲过了日军的魔爪，得以在祖国大陆保存下来。

按说，鼎应该有一对耳朵才对，但这尊举世无双的大鼎却仅有一只耳朵。关于失落另一只耳朵的原因，历来众说纷纭。有人猜测可能在最初埋入地下之前，鼎耳就已经被弄断了；也有人认为，由于大鼎过重，吴希增他们当时并没能把它搬出地面，但又心有不甘，在锯下一只鼎耳后才把大鼎重新掩埋起来；而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，村民们受到北平大古董商萧寅卿的蛊惑，深夜闭门锯鼎，使出浑身解数才使千年鼎耳黯然落地。究竟哪一种说法可靠，现在似乎已没必要继续深究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旷世宝鼎从此沦为独耳鼎，再也无法展现铸造之处的完美无瑕。直至新中国成立后，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遗失的鼎耳补铸上去，才勉强保存了大鼎的完整性。

抗战胜利后，大鼎于1946年6月被重新挖出，并存放在安阳县政府内。同年10月底，正值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六十寿辰，当地驻军用专车将大鼎运抵南京，准备将其作为蒋的寿礼。不知何故，蒋并未接受，仅指示将大鼎拨交给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。至1948年夏，大鼎在南京中央博物院（现更名为“南京博物院”）首次公开展出，蒋介石亲临展览馆并在大鼎前留影纪念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国民党在逃跑时，曾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，但因解放军行动迅猛而大鼎又过于笨重，还没有来得及启运，南京就已解放，大鼎便永远留在了大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大鼎先是存放在南京博物院，后于1959年调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（现更名为“中国国家博物馆”），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。

司母戊大方鼎体呈长方形，两窄面的口沿上各有一只竖立的直耳，器底有四条空心的柱形足，整体造型庄重大方，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、最重的青铜器，堪称青铜之冠。鼎上所饰的各种图纹也相当精美。鼎腹四面中央为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，其余各处均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纹，素面上下由半浮雕的夔纹带构成方框，两夔相对，中间隔着短扉棱。鼎腹四面交接处皆铸有扉棱，以扉棱为中心，又饰有三组兽面纹，上端为牛首纹，下端为饕餮纹。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，在三道弦纹之上各饰以兽面纹，线条异常优美。两鼎耳的外侧均饰有虎口相对的两只猛虎纹样，两虎口之间饰一人首，虎作欲噬状，鼎耳侧缘还饰有两尾鱼形图纹。这些纹样衬托出一种狞厉、神秘的气氛，使得整个鼎的造型更显威武雄厚。

司母戊大方鼎所展示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造型和纹饰，代表了我国商代青铜文化的顶峰。从铸造的角度看，司母戊大方鼎同样代表了商代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，引起了人们反复研究的兴趣。

有关研究表明，司母戊大方鼎的合金成分比例相当完美，其中铜84.77%，锡11.64%，铅2.79%，其他0.8%。铸造时采用了组芯造型法，即先用土塑造泥膜，烧制成陶范，然后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。鼎身每面用两块外范，四面共用八块；鼎底由四块外范拼成，而鼎足的每一足均由三块外范组成。故整个大鼎共由24块陶范合铸而成。同时，除鼎耳是先单铸出来，而后再嵌入鼎范外，鼎身其余部分都是一次浇筑而成的。另据了解，铸造司母戊大方鼎这样高大的青铜器，所需金属材料在1000千克以上，按当时的冶铸水平，需七八十个坩埚同时并熔，而每个埚燃炭、观火色、运料、运铜液等项工作需三至四人，故整项工程得二、三百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青铜工艺已具备较高的生产、组织和管理能力。

由于大鼎的鼎腹内壁有“司（又释作“后”）母戊”三字，且该鼎又大又重，整体呈四方形，故被命名为“司母戊大方鼎”，有时也称为“司母戊方鼎”或“司母戊鼎”。

据专家们介绍，“司母戊”意为“祭祀母亲戊”。那么，戊是谁，又是谁的母亲呢？1976年，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妇好墓中，又发现了一对大鼎——司母辛方鼎。该鼎通高80厘米，比司母戊大方鼎小一些，但二者不仅造型十分相似，鼎内壁所铸铭文的字体也极为相似，由此可见，二者所产生的年代应是相去不远的。又据考证，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，而武丁的另一配偶恰是妣戊，故司母戊大方鼎所指的“母”大概就是武丁之子商王祖庚的母亲——妣戊，该鼎即祖庚用来祭祀母亲妣戊的祭器。

那么，商王祖庚为何要耗费如此人力物力铸鼎祭祀母亲呢？鼎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内涵呢？

其实，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器具，相当于现在的锅，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等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说：“鼎，三足两耳，和五味之宝器也。”鼎大多为三足圆形，也有四足的方鼎，最早的鼎是用黏土烧制的陶鼎，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除了“烹饪之器”外，鼎的含义也随之扩大和丰富起来，渐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，这源于禹铸九鼎的传说：

相传在公元前21世纪，由于夏禹治水有功，被拥戴为王，九州（代表中国各地）各部落首领纷纷把他们的青铜器献给夏禹，而各地酋长也把他们各族的图像进奉。夏禹于是利用这些青铜，铸造了九座大鼎，并把山川名物的图像装饰到鼎上，用来象征九州。

从此，九鼎就被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，“鼎在国在，鼎失国亡”。

尚处奴隶制初期的商王祖庚时代，用大方鼎来作为祭祀帝王母亲的祭器，一方面固然延续了鼎作为“烹饪之器”的实际功用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受祭者的最高礼赞，鼎上铸有的夔龙纹和饕餮纹，意即祈盼受祭者能在天上继续过着作威作福、衣食无忧的生活。虽然此处的鼎尚不涉及政权问题，但却暗含了最高权力和地位象征的意味。

到了奴隶制鼎盛时期，鼎被用作“别上下，明贵贱”的重要礼器，如文献记载：“天子九鼎，诸侯七鼎，大夫五鼎，士三鼎或一鼎”。同时，鼎也是一种旌功记绩的礼器，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，以旌表功绩，记载盛况。鼎便越来越远离它的实际功效，越来越为王侯专有，“一入侯门深似海，从此常人莫得见”。

至于九鼎，更作为政权和社稷的象征而在夏商周三代的王室间流传，并衍生出“定鼎”、“问鼎”、“鼎迁”等指代国家政权的确立或变革的词语，表明了鼎在古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九鼎流传到春秋时期，还出现了楚王“问鼎”的故事；至秦汉之际，又有“泅水捞鼎”的传说。九鼎之重可见一斑。

《国宝传奇之谜》主编 赵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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